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曾博与失败学浅谈

本文为2018年春季学期马哲期末论文

曾博是浙江大学2010届本科毕业生,于2016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加入Facebook公司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工作。这样一份履历足以让绝大多数人艳羡,然而奇怪的是,曾博却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人生“过得很失败”,并从思考自身出发提出了一套“失败学”理论,与近两年来盛行的“成功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他在读博期间在知乎网上发布的内容以其鲜明的观点和犀利的文字引起了广泛关注,被他的粉丝们戏称为“勃学”。由于笔者接触到勃学的时间较晚,能力所限,本文无法完整描摹“勃学”自创立至今的发展全过程,只能针对当下“勃学”的若干主要观点与内容联系自身现实进行一些思考与探讨,才疏学浅还望读者海涵。

失败与成功,这是“勃学”的核心命题。但严格来说,勃学中并不存在“成功”的概念,因为“成功”一词往往被用来讽刺伪装成功人士的“伪成功人士”。 在曾博看来,这些伪成功人士通过标榜自己的成功,并向失败人士有偿传授经验与知识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这一过程则被称为“收智商税”。近年来兴起的知识付费模式中,成功学讲座,书籍,“罗辑思维”,“知识星球”等APP的付费订阅,“值乎”,“分答”等APP的付费问答,甚至是万门大学这样的在线教育平台,都受到过曾博的批判,知乎当然也不例外。知乎live是2016年推出的实时问答互动产品,听众付费加入讨论群,可以向主讲人打字提问,主讲人则用语音实时回答,问答记录会被保存,以方便听众在live结束后回顾。对于知乎而言,这一产品是在平台已经积累了许多知名回答者(又称大V)与优质内容的基础上,寻求盈利模式的一种尝试,然而它却引起了曾博的强烈反感。作为一个受过名校教育,博士毕业的人,曾博无法接受这些学历不如自己的人通过出售知识赚钱,于是开始对知乎live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讽刺,这一行为也导致他被知乎多次封号。

曾博说自己生平最痛恨“成功人士”,并以“失败人士”自居。我们在这里姑且先将“成功”理解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即较高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但我们发现,曾博自己的收入并不低,作为硅谷科技巨头的研究人员,曾博的年收入达到了每年30万美元,在整个社会中完全属于高收入群体,但为何曾博还是认为自己失败?他在一篇回答中这样写道:“这种感觉就好像躺在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里,边上就是世界之巅,在仰望珠峰时的绝望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扎克伯格的工位离我不过500米,但只有我才知道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是无法逾越的。”也许正是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处境,让曾博一方面因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又因普通人无法理解自己而感到孤独。这是一种矛盾的痛苦,曾博当然也曾为自己的学历骄傲过,而当他逐渐认识到社会上许多高收入者并不需要和自己一样高的学历时,就产生了认知失调。 为了消解这一失调,曾博提出了“浙大三本论”,即中国的大学中,北大与清华是一本,复旦与交大是二本,而浙大则是三本。笔者认为,曾博如此热衷于贬低自己的母校,一是试图为自己的“失败”找原因,二是想表达自己来到浙大是屈才的心有不甘。曾博当年高考前的模拟成绩有考上清华的实力,因高考发挥失常而来到浙大,之后即便他以竺可桢学院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伯克利的博士,也仍然对没有考上清华这件事耿耿于怀。这份懊悔之后又发展成了自卑,使他开始用家境普通,天分一般,学习习惯不好等难以改变的事实解释自己的失败,而学习习惯不好也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受到父母与老师好的引导,进而回到家庭环境与经济条件等无法改变的原因上。于是这种自卑进一步发展成宿命论,认为失败人士的失败是从小注定的,使人颇有一种“一步走错再也无法翻身”的感觉,不可避免地使人失去希望,走入虚无主义。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这种悲观消极的思想?笔者认为,除了曾博本人外,来自社会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虽然自改革开放来,中国的经济水平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依然不足10%,整个社会普遍对于大学生,尤其是名校大学生有着较高的期望。这种期望让在校生产生了认知偏差,让毕业生产生了心理落差。当学生们走出校园,发现自己并没有社会认为,自己也相信的那么有能力时,焦虑,懊悔,迷茫等情绪便会接踵而至。而当这些人发现身边的不少同学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时,一部分人会选择归咎于专业,走上劝退“四大天坑专业”(生物,化学,环境,材料),规劝后来人转向计算机专业的道路。这就是知乎上的“劝退学”。而另一部分人则会选择主动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例如曾博提出的“浙大三本论”。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是通过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放弃对成功的渴望,从而暂时摆脱由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心灵慰藉。贬低自己的母校,表面上看是自嘲,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机制。

曾博十分关注社会中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除了前文所述的“收智商税”外,曾博对资本家通过规模化效应攫取巨额利润,压榨剩余价值的行为也表达过很强的不满。前段时间比特币的疯涨掀起了一阵区块链热潮,曾博对其中高位接盘被套牢的“韭菜”也表达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反对利用信息不对称“割韭菜”的行为。更一般地,曾博认为任何个人能比其他个人多赚百倍,千倍的情况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人类劳动能力的区别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比例。由此可知,成功人士的成功主要建立在对失败人士的剥削与压榨上。这里的观点主要来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但曾博提出了更为极端的观点,即为了抵制成功人士的剥削,失败人士应该集体自杀。虽然曾博不时的对“自杀”一词的滥用消解了其严肃性,让自杀更多地停留在了一句玩笑话,但其背后的观点是不变的,即失败人士应该抛弃由成功人士营造出的欲望,从而停止为了追求买车买房而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功人士也就失去了榨取剩余价值的机会。这一消极抵抗方式颇有些犬儒主义的意味,但说曾博是犬儒主义又显得有些吊诡。勃学一方面提倡自由的人生不应为金钱所束缚,主张看轻物质,另一方面又用金钱来衡量社会不公的程度,用发生了金钱交易这一事实作为判别“收智商税”行为并对其展开批判的依据。倘若勃学真的轻视金钱,那么就应该对任何知识分享行为,无论收费与否,都一视同仁,而不是将收费的知识分享界定为“收智商税”区别对待。更不要说曾博本人还关注股市,经常在知乎上分享投资股票的心得。可以看出,曾博虽然厌恶金钱至上论,其价值体系却又无法逃脱出金钱的量度,想犬儒而又无法真正犬儒,想出世却不得不入世,这种矛盾也是曾博痛苦的来源之一。

勃学话语体系中“成功人士”与“失败人士”的二元对立在笔者看来也有其不够严谨之处。笔者认为,成功和失败都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应为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且在社会的多维度评价体系下,一个人不可能在所有维度上都超过所有人。换句话说,成功是偶然的,相对的,而在无止境的向上比较过程中,失败才是必然的结果。就从学历高低这一狭隘的维度来说,笔者的一位同学由于没有申请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双学位项目而情绪低落,认为自己成为了一个失败者。然而申请成功的笔者就一定是成功者吗?笔者也可以说,相对美国常青藤名校学生而言,笔者也是一个失败者。然而即便是常青藤的学生,毕业后就一定一切顺利吗?相对于笔者的室友来说,普通一本的学生是失败者吗?相比于前文提到的所有人来说,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岂不是更失败的人?再向下还有中专学历,初中学历,小学学历,不胜枚举……可以看到,即使只看学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只是处于一条向上向下都望不到头的天梯上的某个位置。当所有人都往上看时,你我之间体验到的失败真的有本质上的区别吗?仅仅因为看的方向不同,而产生的或是狂妄或是自卑的情绪真的有意义吗?遑论世界上还有其他多到数不清的评判维度,试图从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划分成功与失败都是荒谬可笑的。企图从一个维度的高下建立某种秩序,用以评判其他维度应该如何如何,更加是无稽之谈。一厢情愿地认为学历低的人一定赚不了钱,从而对反例横加批判,认为他们一定是走了捷径或是违背了道德,不但无知,而且傲慢。20世纪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存在种内攻击的物种之一,所以各种各样的鄙视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使然。然而在鄙视链的两端都是人类,智力体力都相差不太多的人类,实在是没有什么相互鄙视的必要。因此笔者认为,认识到失败的绝对性,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接受他人的不完美,是促进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键。而克服人性弱点的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文明的体现。

一千年前,苏轼泛舟赤壁,友人在大自然面前感叹人类的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对于任何一个崇尚终极成功,相信人定胜天的人来说,这四句话都会是一个无比沉重而又无法抵抗的打击。且看苏轼是如何消解这一不幸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欣赏它们既不需要名校文凭,也不需要年薪百万,更不需要万人敬仰。自然之美,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美。

所以今天我们谈论曾博,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失败学,也并不是因为勃学是一套完美自洽的系统。勃学中有许多矛盾与错误,但我们依然愿意认真严肃地讨论它。因为勃学的许多观点激发了我们的思辨和探讨。正如禅宗公案一样,它不需要一个标准答案,它给人带来的思考与启示才是它最大的价值。曾博和他的勃学作为一个容易理解的符号帮助我们完成了这次有意义的探讨,让我们明白要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卑不亢地怀着善意与尊重对待每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向曾博与勃学表达由衷的感谢。